中国古代社会的牛,一根骨头的故事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该遗址长期以来出土了丰富的动物考古遗存,但基本未有全面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本文是首次对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全面综合研究。

      吕鹏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工作,201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动物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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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国际最新网址 2   牛,中国传统六畜之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名言体现了其默默为人类奉献的史实和精神。中国是农业大国和古国,农业文化源远流长,黄牛在旱作、水牛在稻作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突出;中国拥有广阔的草原牧场,游牧文化历史悠久,黄牛和牦牛在牧区及极端环境条件下发挥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
  牛的种类

    本文首先回顾了殷墟遗址历年来的动物考古学鉴定与研究的历史,并对各阶段取得的成绩与不足作了评述。其次,在全面整理安阳孝民屯等遗址出土的丰富的动物资料的基础上,对殷墟不同地点出土的动物遗存,运用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等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索商代晚期被利用的动物种类、相对丰富程度以及家畜饲养业的规模和结构。本文的研究揭示,晚商时期殷墟出土的动物种类十分丰富,商人充分开发利用了多样性动物资源,而家养动物在当时商人的肉食结构占了绝对比重。动物遗存的空间分布显示,殷墟宫殿宗庙区出土的野生动物种类比其他普通区域和手工业作坊出土的要丰富得多,表明晚商社会的不同等级的人群获取利用的动物资源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此外,家畜的种类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古代所谓的“六畜”中的五种猪、牛、羊、狗、马都能够明确为家养动物。鸡则很可能已经被驯化,也有可能处于驯化后饲养的早期阶段。总的来说,家养动物的多样化,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而多品种的畜牧业体系使得商代国家经济基础获得更有力的支持。

  1 动物遗存

中国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家畜是狗,发现地位于河北南部,距今10000年左右。最早的家猪位于淮河上游地区,距今9000年左右。此后数千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遗址里都发现了饲养狗和猪的证据。进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要研究的距今5500~3500年这个年代范围内,在当时人饲养的动物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种类,比如绵羊和黄牛。

  更新世时期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皆有野生牛类遗存出土,它们是远古先民重要的狩猎对象。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地区依然存在着野生原牛,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距今3900年前后)的先民使用野生原牛肩胛骨制作卜骨。古DNA的研究表明,当时野生原牛、野生水牛和家养黄牛种群共存,并且,野生原牛与家养黄牛种群发生过杂交。

    对动物的死亡年龄结构的研究表明,商代晚期的饲养的猪、牛、羊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人类提供肉食。晚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养牛、养羊业的模式可能和世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即不是以产毛、产奶为饲养的主要目的,这可能是畜牧业饲养模式的商文明特色。此外,动物的屠宰模式也表明,商代晚期安阳的城市居民的动物资源来源主要依靠外部供应,但也可能有小规模的家庭内部的养猪业存在。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各种各样的动物遗存,摆起来很好看,背后的鉴定工作却非常艰辛。我曾经对广西考古遗址进行过研究,用卡车拉过来整整37箱动物遗存,鉴定的难度和强度可想而知。

绵羊:约5000年前

  圣水牛在距今8000—3000年的中国南北方皆有分布,它是另一种野牛,对中国现代家养水牛没有基因贡献;因环境(两周相交之际中原地区气候转冷)和人为(商人过度捕杀和对其栖居环境的破坏)的原因,至东周时期已彻底灭绝;它的形象由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东地M54(即亚长墓)出土一件青铜水牛尊得以重现:短角、角的横截面呈三角形、四足短粗有力、体态浑圆。

    墓葬和祭祀遗迹中动物牺牲的研究表明,殷墟墓葬中对牲腿的部位选择崇尚使用左侧前腿,形成使用牲腿“贵前尚左”的定制,表明商代晚期规范化的用牲制度,而且有悖于古代文献记载的所谓的殷周礼仪之别,显示殷周礼仪制度的延续性。晚商时期祭祀用牲方式中整牲和牲体的分解使用也与古代文献的记载多有相合之处,进一步表明商周祭祀礼仪制度的延续性的一面。

  做动物考古学,难免会被人开玩笑指指戳戳说:这人就是研究猪狗的。对此,我们只是“微微一笑很倾城”。我们就是要通过研究这些零零碎碎的动物遗存,以获取非常重要、且大家不易关注的信息,从而在一定层面上复原古代社会。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甘肃省天水市师赵村遗址的第5号墓葬中发现了绵羊的下颌,在同样大致属于这个年代的青海省民和县核桃庄墓葬里发现了一头绵羊的骨架。它们应该是当时的人有意识地埋入墓葬中的。到距今4000年左右,山西、河南等黄河中游地区的多个遗址里发现了绵羊的骨骼。这显示出绵羊有一个自西向东逐步扩散的过程。各个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骼数量随着时间推移明显增多,显示出饲养规模的扩大。

  我国现有家牛三种:黄牛(可分为普通牛和瘤牛)、水牛和牦牛。现有研究表明,黄牛和水牛自境外传入,但中国古代先民对其进行了接纳、吸收和再培育的利用,使其成功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牦牛由中国本土驯化成功,有“高原之舟”的美誉。

    商代的祭祀用牲体系在晚商时期显得更为多样化,牛、羊、猪、狗、马在牺牲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其中从早商时期以猪牲为优位的兽牲制度到晚商以牛牲为优位的多元化兽牲制度的转变,既是商代晚期国家祭祀制度的一个大的转变,也是是商代畜牧业经济发展的结果。

永利国际最新网址,  出土的动物遗存中,以骨骼所占比例最高。在美剧《BONES》(《识骨寻踪》)、《CSI》(《犯罪现场调查》)中,科学家们能从骨骼上面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动物考古学者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而获取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通过测量和比较,这些遗址中出土绵羊骨骼的尺寸大小,与后来商代晚期可以明确肯定是家养绵羊的骨骼测量数据十分接近,证明这两个时期的绵羊形体大概是一致的。

  家牛起源

 

  一、考古背景信息。即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背景,动物遗存出土于哪个遗址、哪个遗迹单位、哪个分期,以及获取方法、现场拍照和绘图、鉴定人和日期等。

通过对距今大约4000~3600年的多个遗址出土的绵羊进行年龄鉴定和统计,发现年龄大多在4岁以上。这与作为肉食的绵羊普遍在1~2岁即被屠宰的年龄结构明显不同,而与现代游牧民族为了剪羊毛、挤羊奶等次级开发活动所饲养绵羊的年龄结构极为相似。

  家养普通牛的野生祖先是原牛,最早驯化于西亚的卡耀努遗址、幼发拉底河的佳得遗址及周边地区的其他遗址,年代为距今10800—10300年;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时间为距今5500—5000年,甘青地区(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礼县西山、武山傅家门)和东北地区(吉林大安后套木嘎)存在最早的例证。依据古DNA的研究,中国家养普通牛由西亚传入,传入路线可能有两条:新疆—西北地区—中原路线;欧亚草原—东北亚—中原路线。

关键词   殷墟    动物遗存  家畜屠宰模式   兽牲制度

  二、动物基本信息。包括动物的种属、骨骼和部位、测量数据、保存状况、病变、年龄、性别、数量、重量等信息。

除了对出土的绵羊骨骼进行形态学、统计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之外,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多个遗址中出土的绵羊的食物结构中以碳三类的植物为主。在北方地区,碳三类的植物主要来自自然植被。这证明当时的绵羊是放养的,吃的是草。

  家养普通牛的引入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国本土驯化家畜种类的成功,从技术层面为其引入和饲养提供了经验积累和借鉴;种植业的进步,从经济层面为家畜种群扩大和种类的增加提供了物质保障;社会日趋复杂化,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为家畜的组织管理和分配提供了现实;文化交流为其引入和传播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三、古人活动信息。动物因为和人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出现在考古遗址当中,先民通过各种手段捕获、驯化、屠宰和食用动物以及把骨骼制作成骨器等,这些先民活动的信息在动物骨骼身上会留下蛛丝马迹。

通过DNA研究,发现多个遗址出土的绵羊包括A世系和B世系两种,其中A世系现在主要分布在中亚和东亚地区,而B世系分布在西亚和欧洲地区。这个结果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距今约100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家养绵羊出现在西亚地区,而后开始扩散,数千年后在中国古代遗址里突然发现的绵羊,很可能是传入的。

  家养普通牛在中国境内逐步扩散。距今4500—4000年时,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如河南柘城山台寺、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饲养规模有一定的扩大,饲养方式上,大量使用农作物粟和黍的副产品来喂养;距今4000—2000年时,已扩散到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且逐步向南,在西汉南越国时期传入岭南地区。

 

  四、埋藏学信息。包括自然痕迹、动物啃咬等,就是研究这些骨骼暴露或埋藏到地底下之后,哪些因素对它施加了影响,从而造成了动物骨骼的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是与当时人的活动是无关的。

黄牛:约4500年前

  瘤牛又称“高峰牛”,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特有牛种,耐热耐旱。家养瘤牛的祖先是印度野牛,其驯化起源于距今8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的梅尔伽赫地区可能是最早的起源中心。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于距今2400年的西南和岭南地区,石寨山文化储贝器等文化遗物上常见瘤牛形象。现代瘤牛DNA研究表明,中国家养瘤牛由印度及东南亚传入,云南很可能就是中国最早引入瘤牛的地方。

李志鹏系我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袁靖

  五、自然科学信息。这些信息多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比如测年、古DNA、碳氮稳定同位素和锶稳定同位素分析获取的信息。

除了绵羊以外,自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在黄河流域陆续发现了饲养黄牛的证据。比如,在一些遗址出土的全部哺乳动物中,黄牛所占的比例都达到一定的范围,且在几个遗址都有数量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些遗址中出土黄牛骨骼的尺寸大小,与后来商代晚期可以明确肯定是家养黄牛的骨骼测量数据十分接近。

  水牛也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喜水耐热。家养水牛包括河流型和沼泽型两个品种,野生祖先是野水牛,其驯化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微拉城市遗址),时间为距今5000年前。中国现生水牛均为家养,属沼泽型,考古和古DNA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由南亚西北部地区传入中国境内的。

 

  对于动物考古学者而言,这一根根的骨头就是一件件的动物遗存,但对于古人而言,动物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那么,古人是如何利用这些动物资源的呢?主要分四个方面: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显示,距今4000年左右的山西省襄汾市陶寺遗址出土的黄牛的食物主要是碳四类的植物,可能是小米的茎叶;但也包括一些碳三类的植物,这应该和自然植被中的草有关。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那里出土的黄牛的食物基本上是碳四类的植物,似乎完全是依靠人工喂养小米的茎叶。这两个遗址的分析结果反映出饲养技术的进步。

  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对其驯化是藏区早期畜牧的重大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居住在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先民可能在距今3000年前后成功驯化了牦牛。青海都兰诺木洪文化遗址中曾出土陶牦牛1件,“两角及尾部稍残,头部两侧不对称,背部呈波浪形。毛长及地,故显得略矮”。此外,卡约文化考古遗址中据称也出土有牦牛遗存。

 

  一、主产品资源。动物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肉食。

通过DNA分析,多个遗址出土的黄牛都为T3世系。国际学术界一致认为T3世系的黄牛是在西亚地区起源的,根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最早的家养黄牛发现于距今10000年左右的西亚地区。这个结果和绵羊的DNA研究结果一样,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家养黄牛,其祖先很可能是传入的。

  家牛功用

 

  二、副产品资源。包括对动物的脂肪、皮和骨料等的利用。无论是主产品还是副产品资源,动物终其一生只能提供一次,比如宰杀的动物只能提供一次肉食。

新家畜影响社会发展

  家牛在中国境内依次出现以后,在食物资源(肉食、奶制品等)、祭祀用牲、骨料加工、农业生产(牛耕土地、农田灌溉、粮食加工)、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牛耕的使用,实现了从人力到畜力耕作的转变,由此引发了一场“畜力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推动了中华古代文明的进步。在此,以家养普通牛为例对其作用进行探讨。

(责任编辑:孙丹)

  三、次级产品资源。包括对动物毛发、奶、畜力等的利用,动物终其一生可以提供多次。

家养绵羊和黄牛这两个新的动物种类的出现,在当时及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和作用。

  将普通牛作为肉食来源,是最为普遍的现象。骨骼无规则破碎、多出自于灰坑等考古现象,以及年龄结构以年轻个体为主等信息,均表明古代人类对普通牛作为肉食的食用情况。宗教祭祀现象中出现的用特定骨骼部位(如下颌骨)的现象,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动物的其他部位可能是被人类作为肉食进行消费的。

  四、精神资源。这份资源方式不像前三种一样能够提供给人类物质的或者实在的享受,但它反映了当时人的一种精神观念,在考古遗址当中,它往往会以祭牲或者卜骨的形象出现。

首先,绵羊和黄牛的饲养方法和家猪不同,因此,新的家养动物和饲养方法的出现,意味着饲养技术的复杂化,推动了整个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新的饲养技术加上对绵羊的次级开发技术,与其他外来的农作物栽培技术和铜器制作技术一样,促进了整个经济形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进而为整个社会形态的复杂化奠定了基础。

  在中原地区,商代中期大型城址中普通牛的肉量贡献率非常高,成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肉类总是宴饮中的重要食物,由此,这种新的肉食种类,并非人人得而享之,可能更多地为当时的贵族阶层所掌控。同时,对它的享用也并非日常习用,它的价值更多地是体现在仪式性宴饮活动中。

  2 研究课题

其二,与长江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上游、下游和西辽河地区相比,中原地区获取肉食的方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饲养猪、狗、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二是黄牛和绵羊自出现以后,数量逐渐增多,而家猪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三是这种饲养方式一直得以持续发展下去。可以说,中原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的方式,是中原地区的经济强大于周围地区的重要证据之一。这个认识对我们研究国家最终形成于中原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祭祀与战争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普通牛正是王一级的祭祀形式“太牢”中所使用的最为主要和重要的牺牲。所谓牺牲,皆从“牛”,表明牛为诸牺之首,牲的本意原指祭祀之牛。

  动物考古学者是如何将动物遗存信息转化成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的呢?

其三,绵羊和黄牛的出现除了可以丰富当时人的肉食种类以外,在宗教礼仪方面也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从距今9000年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各个地区的众多遗址里出土过不少使用猪进行祭祀、随葬的实例。此外,也发现过不少用狗随葬的实例。距今4000年左右的遗址里,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的现象,而大量使用牛和羊进行祭祀的仪式开始于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到了商代晚期,在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这两种祭祀的形式,“太牢”是王一级的祭祀,“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而牛和羊就是这两种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主要动物。在祭祀活动的等级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牛和羊这两种动物,正好出现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家养普通牛一经引入便在祭祀活动中发挥作用。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牛卜骨标本,表明黄牛在宗教祭祀中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5500年前。随着家养黄牛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柘城山台寺遗址一房址的南侧约30米处有一祭祀坑H39,其中9头完整黄牛集中在一起埋葬,摆放比较规整。其埋葬完整黄牛个体数量之多,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绝无仅见的。基于黄牛在祭祀中的重要性,表明在当时举行了规格较高的祭祀活动,也表明该遗址在同期遗址中的特殊或重要地位。

  目前,我们围绕着“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课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由此可见,家猪饲养的传统延续,黄牛和绵羊的出现及发展,对于当时中原地区饲养业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巩固、上层建筑的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家养普通牛出现之前,鹿是最主要的骨料来源。家养普通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普通牛肢骨(主要是掌骨和跖骨,还包括胫骨、股骨、肱骨等部位)和下颌骨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选用部位。延及青铜时代,家养普通牛为骨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优质原料,加之制骨作坊的涌现、金属工具的应用等,骨器制造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一、古代家养动物的起源以及传播的研究。

(原文发表在《科学画报》2012年第12期,此文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列成果之一)

  牛耕源于何时?牛耕重视的是牛的牵引力,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5300—3900年)出土的普通牛遗存以老年个体为主,推测饲养的主要目的是使用其牵引力。从牛的驯化和驾驭、犁架的形成、相关套牛技术的出现这三个与牛耕起源密切相关的要素出发,有学者认为,牛耕发生的时间在商代晚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一件玉雕卧牛的两个鼻孔间有小孔相通,与穿系牛绳有关;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殷墟遗址出土黄牛掌骨和趾骨上有因劳役而造成的病变现象;殷墟甲骨文中“物”字应释为“犁”,为牛耕之会意等)。牛耕及技术经两周时期发展和早期推广之后,在汉代得以普遍推广,并在东汉中期传入南方地区。

  二、由生业角度对古代畜牧业及其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乃至于社会发展内在联系的研究。

  牛在牧区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奶制品的出现为例,基于蛋白质组学分析,测得新疆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出土有开菲尔奶酪、古墓沟墓地发现有酸奶沉积物,表明牛奶在距今3600年前已经进入新疆先民的食谱中。

  三、对动物次级产品资源(毛和畜力等)开发和利用的研究。对于古人而言,次级产品资源有时甚至要比主产品资源更为重要,因为它在动物的一生当中可以多次提供、且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

  20世纪末,一份就牛耕状况调研的结果显示: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陕西关中平原,在经济发达地区,牛耕的历史已经或正在结束。“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农舍炊烟,牛铃悠悠,那是镌刻五千年的永远的家园记忆。
  来源:第十考古

  四、动物在古代社会的祭祀或者丧葬礼俗中应用的研究。

  五、古代社会骨器制作以及制骨手工业的研究。

  今天,我们主要是围绕“古代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以及“畜牧业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这两个最核心的研究课题,简要地展开论述。3 研究课题1: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入

  人类社会由狩猎阶段转变为以家畜饲养为生业基础的阶段,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意义非常重大的变革,有的学者(Davis,1987)甚至认为:动物驯化是足以媲美火和工具使用的一项重要发明。而动物驯化和植物性资源的栽培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基础。所谓“驯化”,就是人类社会出于物质的、社会的或者象征的目的,控制动植物同类群再繁殖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造物主来控制动物的生老病死。

  人类和家养动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叫互利共生的关系:一方面,人类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取动物身上那些对人类有利的一些因素加以发扬光大,比如饲养猪主要是为了吃肉,所以就选择丰腴的猪的品种进行培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猪的个体越来越大、产肉量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动物原先是在野生环境当中,纯粹遵循自然规律生存,随着驯化的完成,它开始居住在以人类为主的环境当中,遵从于人类社会提供的便利和限制,它需要对此做出适应性的自动演变反应。

  下面我们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六畜”(即马、牛、羊、猪、狗、鸡)为例来看一下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

  中国家狗的起源

  我们依据考古遗址出土的资料,认为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狗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家狗,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年以前,我们的证据主要包括骨骼形态的观察和测量以及其他一些判断方法。

  中国家猪的起源

  猪,非常了不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猪的地区之一。依据现在的研究,世界上最早出土家猪的遗址是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中国最早的家猪也是在距今9000年前,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我们当然有一系列的判断标准,我们在此重点说一下牙齿釉质病——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猪在人为环境当中,拘束引发其生理干扰,体现在牙齿的釉质面上就会出现一些横向的线状或沟状隔断,这个发病率在家猪的身上是比较高的。贾湖遗址中猪牙釉质病发育不全的状况比较普遍,加上其他的证据——比如齿列扭曲、数量统计、骨骼形态的观察和测量、年龄结构的分析、几何形态学的观察以及考古学文化现象等,我们从而得到结论:中国最早的家猪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以前的贾湖遗址。

  家猪是中国古代先民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距今7000年以前家猪已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量的考古遗址当中,这表明家猪在中国可能并不是单纯地一地驯化成功的,中国家猪起源的模式可概括为:本土多中心起源。

  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

  家养黄牛在中国境内出现的时间,至晚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到距今4000年前,无论是骨骼形态和测量数据、还是考古学文化现象以及黄牛在哺乳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呈现增长的趋势等,都证明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时家养黄牛在中国境内的出现。

  但是,在距今5500到距今500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家养黄牛在中国境内出现的一些迹象。通过古DNA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家养黄牛的世系主要是以T/T3型(上一讲我们说过,T/T3型黄牛DNA是来源自西亚)为主,这就表示中国家养黄牛不是中国本土驯化成功的,而是从西亚传入的。

  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研究结论是:距今5000年以前,在甘青地区和东北地区发现了家养黄牛的迹象;距今4500到距今4000年这个阶段,在黄河流域普遍发现了家养黄牛的证据。

  中国家养绵羊的起源

  中国家养绵羊起源的最早例证有同于家养黄牛,也是出现在距今5500到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段内,甘肃天水市师赵村遗址以及青海民和核桃庄遗址出土了随葬或者埋葬绵羊的现象;在距今4500到距今4000年的时候,绵羊的骨骼比较普遍地出现在考古遗址当中,并且发现了一些特殊的考古学文化现象(比如用绵羊祭祀),并且测量数据也和现生家养绵羊比较接近。

  此外,数量比例的分析表明:家养绵羊在龙山文化时期的饲养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古DNA的研究发现绵羊是B世系为主,这种世系来源于西亚,即中国的家养绵羊不是中国本土驯化的、而是从西亚传过来的。中国家养绵羊起源的研究结论是:距今5000年以前,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地区发现了家养绵羊的证据;到距今4500至距今4000年左右,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也发现了家养绵羊的证据。

  中国家马的起源

  我们首先来看中国家马起源的最早证据,这些证据都集中在距今4000到距今35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内,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和秦魏家墓地、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以及东北地区的内蒙古赤峰大山前和上机房营子遗址等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家马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零星例证。

  到了距今3300年(即商代晚期)的时候,马和马车遗存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突发性地大量出现,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大和陕西西安老牛坡等遗址不但出现了大量用作祭祀的马骨遗存,还出现了马车遗存。

  此外,这个时期的甲骨文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力佐证,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王畜马于兹牢”,这句话提供给我们一个信息:马有专门的地方——“牢”(马圈)——来饲养,家马在距今3300年的出现是毫无争议的。依据目前所知的资料:距今3800年左右的时候,甘青地区和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家马遗存的迹象;距今3300年左右,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出现了家马和中国最早的马车。

  中国家鸡的起源

  这可能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圈开的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位学者鉴定说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有鸡的遗存。这项成果发表之后,马上引起了国际动物考古学界的关注,一些很经典的考古教材就把中国磁山遗址出土的鸡骨遗存当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鸡骨遗存,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以前。

  事情果真如此吗?此后,我们对该遗址出土的和鸡有关的遗存进行了再分析,发现完全错了:磁山遗址出土的并不是鸡,而是雉。

  从动物分类学来说:雉属于雉属、而鸡属于原鸡属,现生家鸡的野生祖先是原鸡,它属于原鸡属、而不属于雉属,首先从动物种属鉴定上就存在问题。

  从骨骼形态上看,问题就更明显了,这张图向大家展示了雉和鸡的一个区别:鸡的跗跖骨后面没有扉棱,而雉的跗跖骨上有扉棱、且从上到下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依据雉和鸡在骨骼形态上所展现的此类差异,对考古遗址出土的所有和鸡有关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再分析和再研究,研究表明:依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距今3300年前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鸡是中国最早的家鸡。这是一个时间的下限,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的长江领域或者更南方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比北方地区更早的一些家鸡驯化的例证,因为,那里是原鸡的自然分布区。

  中国家养动物起源的模式大体可归为两类:

  第一类是原生型。以猪和狗为代表,它们是中国古代先民自己驯化成功的,并且就现在的研究而言: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驯化猪和狗的中心地区之一;

  第二类是引入型。以马、黄牛、绵羊和山羊为代表,它们不是中国古代先民驯化成功的,有可能是从西亚或者中亚地区引入到中国境内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东亚和西亚地区早期畜牧业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以在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范围内理解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距今1万年以前,中国境内驯化了狗,而在这个时期,西亚地区驯化了狗和猫。中国家猪可以早到距今9000年以前,而在此时,西亚地区已经驯化了包括猪、黄牛、绵羊和山羊在内的一些家畜种类。这两个地区——东亚和西亚——在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些表征因素(如定居、农业、家畜饲养、陶器、城市和文字)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在最初阶段呈现平行发展的态势,但是,包括家养动物在内的一些先进生产力因素的引入和传播最终使两个地区产生联系。

  4 研究课题2:畜牧业与中华文明起源

  其次是畜牧业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我们由资源、生业和技术的角度切入到中华文明起源这样一个大的研究框架当中。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我们主要承担了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的研究。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距今4500到距今4000年的时候,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已经形成了最起码包括有四种家养动物(猪、狗、黄牛和绵羊)在内的家畜构成,形成了多品种家畜饲养制度。

  植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距今4500到距今4000年的时候,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也形成了多元农作物(粟、黍、小麦、水稻和大豆)种植的农业传统。

  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是和文献资料相吻合的,《尚书·禹贡》里有关于天下分九州的说法,南方主要是两个州(扬州和荆州),“其畜易鸟兽,其谷易稻”,即长江流域的先民因为自然条件优越,长期以来渔猎业发达、而家畜饲养业相对落后,农作物以水稻为主。

  但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已经形成了多元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和多品种家畜饲养方式,其优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产量;二是能够有效地应对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三是可以增加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

  中原地区在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的时候(龙山文化晚期)兼收并蓄了一些先进的生产力因素(比如黄牛、绵羊的引进),由此,在距今3800年到距今3500年的时候(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明显地保持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并且向其他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形成,为促进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我刚才的陈述:对于今人而言,一根骨头就是一件动物遗存;对于古人而言,一种动物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资源。

  动物考古学者就是通过这一根骨头作为媒介,与古人展开对话,研究古代社会,当然,也启迪着当今的时代。谢谢!

    (来源:“爱考古”微信公众号 作者: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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