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修手抄,版本源流及四大版本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竹简陈列厅门前有一副对联:“竹书系祖本五经十家樱田迪均位居其后,孙武乃兵圣吴起孙膑诸葛亮皆等而下之。”这幅对联巧妙地将《孙子兵法》的版本信息及孙武的军事地位予以展现,可谓允执其中、恰如其分。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联中提到的《孙子兵法》四个主要版本。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在正式介绍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孙子兵法》的版本大致源流。《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是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的着作。《孙子兵法》成书后,早期主要依靠口授笔录和简帛抄本来传播,形成了以十三篇与其它杂篇同时流传的局面。西汉成帝年间刘向、任宏对收集到的《孙子》古抄本进行了校勘。东汉末年曹操对《孙子》进行了注释,是现存最早的《孙子》注释本。唐宋时代,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在曹注本基础上出现了诸多的注释本和合刻本,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武经七书》和《十一家注孙子》。 在海外,日本江户时代长沼派学者樱田迪 ,于1852年将家藏抄本《古文孙子》加标点刊行,成为最后发现的重要传世文本。1972年,在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已失传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兵书,成为存世最早、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一、银雀山汉简本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包括《孙子兵法》在内一批珍贵竹简,经过专家、学者整理,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首次出版,书名为《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孙子》,俗称“汉简本”。据专家考证,汉简本《孙子》的陪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118年之间;从字体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末到汉初文、景时期,较最早载录它的《史记》要早数十至上百年,为迄今所发现的《孙子》最早版本,更接近孙武的手定原本,可以订正今本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讹误。 二、《武经七书》本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武经七书•孙子》本,俗称“武经本”,始于元丰年间宋神宗诏令将《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靖问对》七书定为武学教本,称《武经七书》,由何去非、朱服等校定。现存五经本为南宋刻本,原为陆氏百宋楼藏书,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现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目前国内流传的是收录在《续古逸丛书》中的《武经七书•孙子》影印本,为现存《孙子兵法》最重要版本之一。自北宋至清初,《孙子兵法》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是国家武举考试官定的权威版本。 三、十一家注本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十家注孙子》又称《孙子注解》、《孙子集注》、《孙子十一家注》、《十家会注》, 俗称“十家本”。为便于阅读,南宋吉天保将曹操、杜牧、孟氏、陈、贾林、李筌、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杜佑等11家注评单注本,加上《通典· 兵部》关于《孙子兵法》的释文辑录而成。成书后影响不大,直到清代学者孙星衍以华阴道藏本为底本,依据《通典》、《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 对十三篇正文及各家注文作了许多有价值的校改,才引起学界重视,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兵法》传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成为传世《孙子兵法》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一改宋代以来《孙子兵法》主要靠《武经七书》本流传的局面。 四、日本樱田本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6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日本江户时代长沼派学者樱田迪,于1852年将家藏抄本《古文孙子》加标点刊行于世,俗称“樱田本”。1942年,日本学者佐藤坚司又发现了北条氏长所撰的《古文孙子》的注解《孙子外传》抄本,于1962年将这两部书作为其着作《孙子之思想史研究》的附录资料一并出版,始为世人所知。樱田本是近年发现的传本《孙子兵法》的重要版本,日本学者大多认为它是魏武以前之书,但据我国学者从字体、避讳等方面研究,普遍认为是《曹注孙子》到宋本《孙子兵法》之间的一个过渡本,可能是唐初抄本。因此,在校勘今本《孙子兵法》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06年,着名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也就是被今人认为很可能的精绝古国所在地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敦煌一带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700多枚汉简。这被中国学者们认为是近代中国简牍发现的开端。这批最早的实物连同敦煌、酒泉等地后续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发现,总计数万枚汉简被统称为“敦煌汉简”。 不过,在“地下挖出的古书”这个范畴内,敦煌汉简并非最耀眼的,近世马王堆汉墓简帛、银雀山汉墓竹简、清华简,甚至海昏侯汉墓竹简的风头都已超过了敦煌汉简。而且,“地下挖出古书”的故事也并不只发生在近代,着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曾发表着述认为,古籍的发掘、整理历史上早已有之。最有名气的两次古书惊世发现,一次是西汉的“孔壁竹书”,另一次就是西晋时在河南发现的“汲冢竹书”。 壹 汲冢竹书 1700年前的“藏经洞式”惊天发现 在今天卫辉市西南不远有一处汲冢遗址,就是“汲冢竹书”的发现位置。1700多年前的西晋初年,这里还叫做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经过预谋,偷偷挖开了一座魏国诸侯墓,意外的是,墓里没有很多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却是成片成捆的竹简,上面写着“蝌蚪文”。竹书对盗墓贼自然无用,为了照明,还拿了一些点燃,但此事被时人发现后却震惊全国,官府介入后,从墓里整整拉出来十车竹简。 墓主人是谁?当时的研究者已经搞不清,究竟是魏襄王还是魏安釐王?不过这不重要,如此巨量的“古书”,让身在洛阳的晋武帝也非常关心。他任命当时手下最好的学者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等人负责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 曾对河南简牍发现历史做过系统研究的文化学者王宁告诉记者,根据《晋书·束皙传》的记载,虽然照明烧掉了部分竹简,余下的竹简仍有75篇、10余万字。其中发现的《纪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竹书纪年》有十三篇,记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上下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一直讲到战国魏安釐王二十年。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资料的形成年代很早,《竹书纪年》之所以知名度比肩《史记》,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逃过秦始皇焚书事件的编年通史,其内容也与《史记》颇多印证。 “其实,汉代的学者已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寻找古书的努力。为什么?因为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大量典籍遭到毁灭性破坏,致使汉代寻不到五经原篇。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王宁说。汉宣帝时,河内郡也就是现在焦作一带女子拆除旧屋时发现《尚书》一篇,才将《尚书》定为21篇。而汲冢竹书里,除了《纪年》,还有《易经》《公孙段》《国语》《名》《缴书》《大历》《穆天子传》等,内容非常丰富,均为重要文化典籍。由此,史学界曾把汲冢竹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等古文、殷墟发现甲骨文、敦煌发现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汲冢竹书重见天日之后,在漫长的历史中也经历了颇多曲折。由于竹简散乱,荀勖、和峤二人初步考订“蝌蚪文”为战国文字,研究成果被称作“荀和本”,又为初释本《竹书纪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似乎并没有把全部竹书都整理完毕,而且初释本存在很多争议。晋惠帝时,命秘书丞卫恒继续研究,但永嘉之乱中卫恒被杀,后束皙接续工作,做出了《竹书纪年》的“卫束本”。永嘉之乱中,竹书原简散失,“荀和本”“卫束本”得以流传,不过,数百年后,它们没能安全度过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及五代乱世,也逐渐散失。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实际上是明清以来学者根据古书引用的竹书材料所形成的版本。国学大师、考古学家王国维曾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成为当今竹书研究的重要资料。不过,当今学者仍然认为,《竹书纪年》是中国悠久的考古传统中最伟大的文献发现。 贰 猜字游戏 古人怎么看待他们的“古书”? 汲冢竹书曾被叫做“蝌蚪文”或者“蝌蚪篆”,用蝌蚪来形容先秦古文非常形象,这并不是今人的发明,汉唐之间的古人就这么叫。由此也涉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古人怎么看待比他们所处时代更早的文字?在他们眼里,它们也是看不懂的天书吗? 河南省社科院古文字学者齐航福告诉记者,很多古时候就已发现的古籍,尽管因为版本流传等因素存在真伪争议,但它们的发现、整理过程多被历代学者记录下来,特别是数百、上千年前中国学者在面对陌生的古籍时所遇到的问题,与今天十分相似,而他们摸索提出的解决办法,给了今人颇多参考。 比如,在王国维眼中与《竹书纪年》的发现意义同样重大的“孔壁竹书”,是汉武帝时藩王鲁恭王刘余拆毁山东曲阜孔子旧宅来扩建其宫室,在孔氏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及其他经典。因为这些经书都是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成,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时人同样是看不大懂的。这批经典同样交到了当时最有学问的儒学家孔安国手中,孔安国便把这种古文《尚书》中的六国文字转写成汉代的隶书,后人把这种用隶书的笔法来书写古文字的字形称之为“隶古定”。迄今,隶古定这一方法仍为学者们所采用。 那么,类似于汉代海昏侯墓所发现的竹简,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其释读是否如古代一样艰难呢?齐航福认为,汉代隶书跟今天的汉字差别不大,这种释读跟今人对甲骨文的释读并不相同,相对而言,隶书更加容易辨认,但“字好认”并不代表整理、释读就很容易。 首先是竹简的数量比较多,在散乱的情况下,如果这些竹简并非同一部古籍,包含的书目、篇章会比较多,重新排列有一定难度;其次,中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思想、学说是复杂的,一篇陌生的文章或者一部古书并不一定就像看起来的那样一定属于儒家、法家或者道家,可能各家思想中都隐含同一理念,所以一篇文章到底属于“哪门哪派”要综合考量,还要注意文献的不同版本和大量的异体字。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学者门艺受访时也表示,从甲骨文开始,汉字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汉字所记载的历史和文明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汉晋时期的学者,对于新出土的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籍还可以认识,因为去古未远,字形的变化还没有那么大,再加上读音、意义也不像后来发生了很多巨大的改变,因此他们大都可以认识。到了宋代,学者们对于当时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钟鼎文字,参考《说文解字》《三体石经》等“工具书”,也认出了不少,并且他们也把自己的成果传给后人,形成了新的“工具书”《汗简》《古文四声韵》等。由此,近现代的学者,虽然距古甚远,因有前人的成果,就像考古学家罗振玉先生所说的,“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连同几千年前的甲骨文中的常用字也能比较容易地认识了。 门艺还认为,西周以后的文字材料有比考释商代文字更为优势的条件,传世古籍逐渐增多,越晚出的文字材料,可以用来比照的文献就越多。不过对学者来说,任何单个古文字的考释都不是简单地对照和比较可以得来的,其考释不仅是把字形与后世字书的字形进行比较,还要分析其偏旁,以使其在整个文字体系中毫无扞格之处,有时也要解决读音方面的问题。所以对于疑难文字的处理,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字,学者们所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 叁 竹简释读 比想象中要慢的复杂程序 6月初,海昏侯墓发掘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军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正在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工地,这座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外界的期望值相当高,以为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的内容很快就可以见到,但杨军告诉记者,实际上,想要看到《齐论语》的具体内容还得等待一段时间。 海昏侯墓出土的巨量竹简,相关工作被规划为三个阶段:一是发掘,二是保护,第三才是释读。第一个阶段是把竹简从复杂的墓葬环境里科学、安全地提取出来。第二个阶段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对文物的保护过程,要先把竹简剥离开,进行红外扫描,这种扫描并非释读,而是为文物保护提供基础信息。之后是洗简、加固,再进行第二次红外扫描,为竹简脱色,并完整地按照应有的顺序重新编排好,最后才是出高清照片,提供给文字文献研究人员,作释读用。 “目前,我们尚处于第二阶段的第一次红外扫描环节,还没有开始洗简。海昏侯墓的文物保护是最重要、最繁重的,没有保护,就没办法谈释读。”杨军表示,这一进度也是符合计划预期的,目前看,最快开始释读约在年底或者明年初。 那么,为什么已经确定竹简中有《齐论语》呢?杨军透露,考古人员在保护过程中发现了“篇名简”,其一面写有“智道”,另一面写有“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智道”即为“知道”,是这一卷竹书的篇题。汉代“知”“智”是异体字,由此可知,这枚竹简上所书写的“智道”,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齐论语》第二十二篇的篇题——“知道”。 “《齐论语》约在魏晋时期就失传了,它比《论语》的另外两个版本《鲁论》《古论》以及今天我们看的版本,多出来的就是‘知道篇’‘问王篇’。当然,最终的确认还是要通过最后的释读。”杨军说。 不少人关心,这些看起来相当脆弱的竹简,能否完全复原出内容,杨军表示,这要看竹简的保存状态,海昏侯墓的竹简保存并不十分理想,出土时糟朽得比较厉害,给文物工作提出了很多挑战。目前,保护工作也在由全国最好的文保团队之一湖北荆州文保中心操作,国内一流的文保、简牍专家都已介入,结果拭目以待。此外,1973年发掘的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也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包括与传世版不尽相同的《论语》,“李学勤先生曾推测它可能是《齐论语》。现在看,这种可能性更大了,将来释读,海昏侯版与其可以相互印证”。 盘点震惊一时的古书大发现 居延汉简数量:一万余枚价值: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出土简牍一万余枚。这批汉简现藏台湾,其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戌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功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史誉其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银雀山汉简数量:4974枚价值:证明《孙子兵法》和孙武的真实存在 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为手写早期隶书,写于公元前140~前118年,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简,还有数千残片,内容无一儒家经典,而道家和兵法类文献则占有相当大比重,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孙膑兵法》早已失传,这次与《孙子兵法》同时发现,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公案,证实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是正确的。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7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银雀山汉墓竹简资料图片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数量:20余万字价值: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和竹简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比如所出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约六成不见于《战国策》,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双古堆汉简数量:6000余枚价值:现存最早的《诗经》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6000余枚竹简,内有《仓颉篇》《诗经》《周易》及《年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古籍十余种。《诗经》是现存最早的古本,《仓颉篇》中包括李斯所作《仓颉》、赵高所作《爰历》、胡毋敬所作《博学》,现存541字,是《仓颉篇》亡佚千年之后最大的一次发现,也是现存《仓颉》的最古本。 云梦秦简数量:1000余枚价值:详实记录大秦帝国 又称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自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共1155枚,残片80枚,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清华简数量:约2500枚价值:还原先秦古籍的原貌 清华大学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其来源出处不可考,但经检测其为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共约有2500枚。清华简未受“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2010年12月至2017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续出版至第七辑。其中,2016年4月所出第六辑,整理了5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齐国、秦国和楚国的历史。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8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清华简《芮良夫毖》局部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9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清华简《筮法》卦位图资料图片 北大简数量:3300多枚价值:汉代贵族阅读典籍的原始面貌 北大简是北京大学于2009年初接受捐赠从海外抢救回归的西汉竹书,共有3300多枚,抄写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书包括近20种文献。这些古书或是亡佚已久,或是独具特色,它们保存了汉代贵族阅读典籍的原始面貌,对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

   来源:中国文化报

唐代及以前的书籍,全靠手抄流传。印刷术逐渐普及之后,仍有一些人从当时罕见的刻本或古抄本抄录书籍(民间也有很多手抄小说戏曲和算命等实用书籍的,这里不讨论)。甚至到了现代,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仍有手抄书籍的现象,比如“文革”期间的各种手抄本。 目前存世的古籍抄本中,元代及以前的抄本极少,大概不过百分之一左右。通常能见到的是明清民国时期抄本。传统学者和藏书家对抄本甚为重视,一般认为抄本比同时代的印本地位更高。比如清末民初的大学者,当时版本目录学界执牛耳的人物缪荃孙就有个着名的善本观:刻于明末之前的为善本,抄本则不论新旧,均为善本。今按,缪荃孙此标准其实并非毫无前提的。因为他名气大、交游广,当时很多藏书家请他审定藏书或者编写善本目录,缪为了操作方便,故而有此一刀切的标准。而且够得上请他编目的藏书家,也绝不会收藏推背图、俗曲唱本一类的民间抄本。但从此也可知道传统藏家的抄本价值观。 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曾总结过古籍善本的“五好”标准:第一,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第四,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 受周先生的启发,我也总结出一个抄本的五好标准:一,底本好。底本是抄本的根基所在,底本好如同高楼大厦地基打得牢。曾见近年有人手抄全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整理本,这样的抄本最多作为书法作品欣赏,没有任何版本意义;二,书法好,好比一个人外貌有型,开卷则赏心悦目;三,名家手抄,等于一个人有学识,有气质。这条和上条并不重复,比如着名的明代藏家柳大中手抄本,书法就很蹩脚,清代大学者纪晓岚书法也不高明;四,名家藏/跋,红花也要绿叶衬托;五,有明确着录流传有序。好比世家大族的家谱,在谱的就比流落在外的更正宗更“靠谱”。 这“五好”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第一条,如果发现一本可以确证为直接抄自曹雪芹原稿的红楼梦抄本,即使书法拙劣,也是难得的宝贝。如果是名家手抄,那当然更好,不过也只是锦上添花。 我生也晚,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得到完全符合五好标准的抄本,兹就手边的藏书,举个例子以便于理解:清宣统孙毓修抄本《存雅堂遗稿》,孙毓修、王欣夫递藏,王欣夫题跋,《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着录。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10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存雅堂遗稿》封面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1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存雅堂遗稿》卷一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1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存雅堂遗稿》卷三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1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宣统二年抄毕 《存雅堂遗稿》流传极少,现存旧本仅有一部顺治刻十三卷残本,上海图书馆藏。后经四库馆臣删削为五卷收入四库全书。此抄本存四卷二册,当是从某顺治本抄出。 孙毓修字星如,号留庵,自署小绿天主人,是清末民国时期的着名学者、藏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负责人,佐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着有《中国雕版源流考》。还值得一说的是,孙毓修是我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人,被茅盾先生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王欣夫先生是现代着名文献学家、藏书家,曾任复旦大学教授。1966年去世后藏书多归复旦大学,也有小部分流散,此书可能就是当时流失的一种。王先生藏书丰富,但宋元古本很少,以学者稿抄本、批校本见长。藏书题跋甚多,后汇为《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出版。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1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1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王欣夫题跋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 16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存雅堂遗稿》条 此本为孙毓修宣统二年手抄,间有校语。王欣夫卷首长篇题跋,收入《书录》时略有改动。孙王两位先生书法均有相当造诣,观之赏心悦目。王先生长跋详述版本源流,尤有学术价值。此书流传极罕,虽然只是一个清末残抄本,却集合了两位学者的手迹,又有明确着录,勉强可算一个五好具备的例子。 从历史上的地位来看,如今抄本处于价值相对低落期。我2005买到这部书只不过几千元,比大约同时代的精刻本也高不了多少。记得同时某拍卖会上,一部大路货光绪殿版心经政经也要卖七八千元,这实在有点秦琼卖马、虎落平阳的感觉。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好的抄本其内在价值会不断回归,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留意。

  临沂出土的两部竹简本“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版本,大约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最接近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为校勘和研究《孙子兵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价值非同一般。竹简本《孙子兵法》现存200余枚竹简,记2300余字,对照宋代版本的《孙子兵法》,竹简本“兵法”所保存内容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尽管是残书,竹简本仍然与宋代版本有100多处不同点。此外,竹简本还保留了少量的佚文,十分值得研究。竹简本《孙膑兵法》使得该兵书失而复得,其价值不言而喻。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发掘出土后经保护处理,至今一直存放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4月14日,“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开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毕。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长314厘米、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椁,木椁长264厘米、宽176厘米;木棺在木椁内西侧,棺内放置人体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椁东侧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随葬品。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两部《孙子兵法》竹简就放置在器物间隙之中!

  汉代古墓里埋藏千年秘密

  墓葬发现之初虽然是偶然的,但墓葬中竹简“兵书”的发现却惊天动地。在《文物》1974年第2期发表《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及新华社在1974年6月发表了临沂银雀山发现竹简消息的新闻通稿后,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掀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新一轮热潮。

  从汉代至唐代,对《孙子兵法》的作者一直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宋代以后,开始有人对这两部兵书及其作者产生诸多疑问,大致有以下几种论断:其一,支持《史记》中的记载,认为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并分别著有“兵法”流传于世。其二,认为历史上并无孙武其人,只不过是一位战国时期“山林处士”所作的“兵法”而已,以其为吴王所用乃是夸大之词。其三,不否认历史上有孙武这个人,但《孙子兵法》不是孙武自己编著的,而为后世之人伪托“孙武”之名而作的。其四,《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膑,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武”是其名,“膑”是绰号。其五,历史上有孙武和孙膑这两个人,但现存的《孙子兵法》作者是孙膑。其六,认为《孙子兵法》是三国的曹操所著,“兵法”中提到的“孙子”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竹简出土之前,各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近代甚至还有外国学者也参与其中。

  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临沂市南部的一座名为银雀山的山岗上,这里原是一处汉代墓地。于是有关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并和工地负责人协商有关发掘事宜。

  现藏于山东博物馆的《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竹简,于1972年4月10日发现于银雀山汉墓。解开了历史上关于孙子和孙膑其人其书有无的千古之谜,被列为“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1年3月17日,被评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鉴于这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该考古项目被评为“新中国3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又被评为“新中国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1世纪初,该项目再次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汉简兵书解疑千年历史悬案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问世,使得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历史大讨论一下子戛然而止,历史原貌不辨自明。临沂汉简的出土,向世人昭示,孙武和孙膑不但是历史上真实的两位人物,而且分别有“兵书”流传于世,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汉书》等早期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汉代以前的正史文献虽然多次提及孙武、孙膑及其兵法,但均极简略而零碎。最早记载孙武、孙膑的文献有《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可见战国、秦代之时两位孙子的“兵法”均为世人所熟知。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也均有所记,《汉书》“兵书略”中将《吴孙子》排在第一位,《齐孙子》排在第二位,并明言《吴孙子》有八十二篇,《齐孙子》有八十九篇,可见两位孙子确实均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不知什么原因,战国重要文献《左传》中没有此二人的记载,并且汉代以后的文献也不见《齐孙子》的记载。由此,引发了一场聚讼千年的悬案。

  直到今天,《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依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对现代军事理论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据参与当时挖掘工作的人员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不经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清理墓葬时,墓坑内有积水),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他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的字样,他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也就是说,“竹简”就是古代的“文书”。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山东省文物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前来发掘指导。该墓被编号为“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一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也出土一批竹简。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人将文献书籍书写在竹片、木片、布帛上,今人称之竹简、木牍或帛书。因为这些文献载体易于腐朽,至今不见传世品。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诞生,出土了一批批珍贵的简帛文献,时代上迄战国,下至三国,不仅可以补缺现有历史文献,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品。

  4月14日,是这次发现值得铭记的日子;杨殿旭、刘心健等人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册,他们来自临沂文物组,是他们首先发现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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