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户税和地税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唐廷采取措施,整顿均田制,安置流民,招纳客户。但是,国家控制的土地日益减少,指望均田制 和租庸调解决财政危机,显然不行。为了应付浩大的财政支出,唐廷增加了许多新的税目,使赋役制度更加混乱。当时,方镇州县各自为政,巧立名目;贪官污吏因 缘为奸,中饱私囊;豪强富户百般规避,转嫁负担;贫弱百姓则旬输月送,不得休息。这种状况表明,旧的赋役征收原则和办法已经走上了绝路。 德宗建中元年,在宰臣杨炎的主持下,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把赋役征收以身丁为本改为以资产为主。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统一税 目,以户税与地税为核心,将租庸调、杂徭以及其他一切赋敛都纳入两税;第二,依据财产状况划分户等,不论主户与客户、丁男与中男,一律按户等高下征税,商 人由所在地征税1/30;第三,两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征钱或折纳绢帛,秋税则征收谷物,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第四,量出以制人,以大历 十四年的全国垦田数及收入钱谷数作为两税征收的基准额分摊于各州,各州则以大历中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确定两税的总额分摊于各地。 两税法的出现,是均田制破坏以后,唐廷对赋役制度进行的调整。两税法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政府把控制土地占有转向对土地征税。 两税法的核心即户税与地税,早已存在。户税又叫税钱,唐初即已开征,不分官民,一律按户等纳钱。至玄宗时,租庸调制已难维持,按田高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 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天宝中,地税形成较为固定的税目与征收办法,以所入供军国、传驿、邮递以及外官月料、公廨之用。安史之乱以后,课丁锐减,财 政窘迫,租庸调收入不敷所用,户税地位日益重要。代宗时,对赋税制度进行了试探性的改革,他多次宣布按户税钱和按田亩征税的命令。大历四年正月 下诏,重新规定户税税额:从上上户4000文到下下户500文,而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若一户数处任官,则依官品每处纳税。数处有田庄者亦 每处依户等纳税。其余寄庄户、寄住户、诸色浮客以及卸任官吏一概准七等至九等户纳税。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者,则按本户加二等纳税。按户税钱,是新的赋 税征收原则。 地税系由义仓税转化而来。义仓原是民间储粮备荒的一种措施。至隋,改为由政府统一管理,并按户等交纳1石至4斗的义仓 税,从而成为一项正式的税收。建立以后,亦设义仓,其税收或按田亩、或按户等,时有变化。至时期,恢复亩税2升的旧制。其后,随着财政形势的恶 化,地税税额不断提高,一年一征亦改为一年两征。大历五年三月,代宗下诏,定夏秋两季地税税额:上田夏税亩6升,秋税亩5升;下田夏税亩4升,秋税亩3 升。荒田开佃者亩2升。正额之外,又有附加税,称为青苗钱、地头钱,按亩征钱,多少不一,多者可达每亩八九十文。随着户税与地税税额的提高,其财政地位亦 日益重要。《新唐书·食货志》在论述两税的起源时说道,“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 户税与地税从次要税收项目演变为主要 的税源,关键在于这两项税收所具有的特点,即征收对象的相对广泛与稳定。正因为有这两个特点,两税法才能达到扭转财政危机的目的。两税法实行之后,政府赋 入达到1300余万贯,盐利尚不计在内,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明显地加强了中央的经济实力。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意义的赋役制 度改革。其意义不仅在于顺应了赋役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扩大了税源,使唐政府的财政状况走出困境,而且在于立法原则的较为公平,有助于改变赋役负担不均的 现象。大历年间,政府控制的户口仅120万户。初行两税法时,政府派黜陟使至诸道按比户口,计得土客户310余万,检出隐户近200 万,应该说与两税法立法原则较为公平有一定关系。 两税定额以大历十四年的钱谷收入为基准。这一年是财政收入最多的一年,以 此为准,照例征收,势必造成重者益重,轻者益轻的局面,而所谓的“量出以制入”,亦不过是尽量扩大税收而已。两税法以资产为宗,土地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其 他资产并非都如土地那样容易估算。因此,两税法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赋役负担不平均的状况。两税有折纳之法,往往计钱征收。初定两税,钱轻物重,后来钱重 物轻,百姓的负担便成倍增加。至于“丁额不废”,原因亦不仅仅在于力役、差役、杂徭的需要。初定两税时,诸税合并,朝廷严令“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 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论。” 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兼并日甚一日,贫富分化日益明显,人口大批流亡。依据身丁征收赋役,势必造成兼并之家与失地农民之间以 及主户与客户之间赋役负担的不均。两税法实行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变。其后,苛捐杂税不断增加,保留下来的丁额便成了配率的根据。

历史 均田制度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政府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了。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添置了许多新的税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其中,盐税的数量固然很大,但就其发展前途来说,以户税和地税最为重要。 户税,即根据资产分天下户为九等,按户等税钱。这一税制,在唐初已实行。769年,唐代宗又下令规定了户税钱的九等比额,其中上上户税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到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亦得纳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如一户数处做官或数处有田庄,得按官品、资产所应定的户等在各处纳税。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按本户等加二等征税。寄居在异乡的卸任官吏,寄庄户从七等户税,寄住户从八等户税。其他诸色浮客及暂时寄住户等,一概在居住地依八、九等户纳税。此后,户税在政府的收入中日益增多。 地税,是由唐初的义仓税发展而来。628年,唐政府令天下州县建置义仓,规定王公以下的土地亩税二升,以备凶年。唐中宗以后,国家的财政日益困难,义仓存粮全部用作填补政府的亏空。这样,义仓粮就成了国家的一项正式税收,连义仓粮的名称也改称为地税。地税额亩收二升一直维持到763年,此后即不断增加,并开始一年两征。

历史

< 1 > < 2 >

本文由永利国际手机登录发布于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唐朝户税和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