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莉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活力和


时间:2007-3-10 10:54:41 来源:不详

中国近代化,亦称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现代化,是指近代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由于有关中国近代化问题涉及如何阐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助于对近代中国发展趋向的认识与把握,进而从较深的层面拓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并为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历史的资鉴,因而逐步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围绕着中国近代化问题,史学界主要就近代化的内涵、近代化的类型、近代化与争取民族独立的关系、近代化的层次、近代化与社会转型、与近代化有关的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颇为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文化自信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这段话,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文化自信是文化创造和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没有文化自信心,就不可能有民族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就不可能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就不可能有会当凌绝顶的勇气、信心和意志。所以,文化自信,是我们从事文化创造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精神气度,因而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化的命运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决定,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化基因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华夏文明不仅有着深厚根基和悠久传统,而且有着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本元基因。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

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

一、关于对中国近代化内涵的理解

文化自信或自卑,从根本上看,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在我们心里产生的影响,是来自于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客观地说,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船坚炮利体现的现代科技的先进性,使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构成了高位存在与强势压力,对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产生了无形挫伤。直到现在,这种挫伤依然没有完全平复:从学术界对西方文化思想界的亦步亦趋,食洋不化,到国产的销售给国人的许多产品都不用汉字标识;从对西方的各种艺术奖项的膜拜,到染黄头发的盲目模仿及对西方节日的浓厚兴趣等等,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媚外哈外现象,无不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缺失的表现。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呼吁废除中医,因为中医不是科学 ;一篇是建议中国不要用龙的形象作为象征,因为龙在英语中是一种恐怖的动物。很显然,这些想法和说法,都潜在有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国文化,就无意识地表现了对自己民族母体文化的自卑。百余年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强势影响,使我们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消费甚至价值理念已经习惯于把西方当成世界 ,当成国际 ,当成标准 ,而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则是视而不见甚至自轻自贱。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更不是一种自信的文化心态,这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强势影响投射的阴影。如何走出阴影,重获阳光的健康的文化心态,坚定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这就需要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文化自信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这段话,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文化自信是文化创造和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没有文化自信心,就不可能有民族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就不可能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就不可能有“会当凌绝顶”的勇气、信心和意志。所以,文化自信,是我们从事文化创造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精神气度,因而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李长莉

中国近代化应指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这是史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但是,怎样来表述中国的近代化,近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中国近代化与英法等国近代化相比较有何特点,对于“近代化”、“现代化”概念与内涵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这些问题在史学界存有不同的观点。

了解一下世界历史,就会明白,东西方文化是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域环境中生长发育的,创造了各自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人类历史表明,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相应的文化,因地域、气候和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差异,所以,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打上民族烙印,无不具有自己的特征。这表明人类文明起源时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的丰富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贸易往来,各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也就开始了,就像许多涓涓细流融汇成了大江大河一样,许多民族文化支流融汇成了世界几大文明脉系,基本上与世界水系地域的自然区隔相吻合。这就是说,不同的水系地域孕育出不同的文明脉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世界上几大文明脉系是在漫长的游牧、渔猎和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出深厚的文化价值理念,就像河流冲积形成的土层一样深厚古老。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跨文明脉系的市场开拓、资源掠夺以及殖民主义愈演愈烈,进而划分势力范围与谋取世界霸权,这就引起了不同文明脉系之间文化理念的碰撞。如果说工业化之前各大文明脉系的形成基本上是一个相近地域文化的天然融汇过程,即支流融汇成主流的自然过程,融合因素大于对抗因素,那么,工业化之后各大文明脉系的融合则因跨地域、跨文明脉系而体现出明显的人为强制性,引起了异质文化的深层理念冲突,对抗因素大于融合因素。正像马克思说,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化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冲突。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特点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利益争夺总是与不同文明板块的冲撞互为表里。

文化自信或自卑,从根本上看,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在我们心里产生的影响,是来自于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客观地说,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入中国,“船坚炮利”体现的现代科技的先进性,使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构成了“高位”存在与“强势”压力,对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产生了无形挫伤。直到现在,这种挫伤依然没有完全平复:从学术界对西方文化思想界的亦步亦趋,食洋不化,到国产的销售给国人的许多产品都不用汉字标识;从对西方的各种艺术奖项的膜拜,到染黄头发的盲目模仿及对西方节日的浓厚兴趣等等,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媚外”“哈外”现象,无不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缺失的表现。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呼吁废除中医,因为中医“不是科学” ;一篇是建议中国不要用“龙”的形象作为象征,因为“龙”在英语中是一种恐怖的动物。很显然,这些想法和说法,都潜在有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国文化,就无意识地表现了对自己民族母体文化的自卑。百余年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强势影响,使我们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消费甚至价值理念已经习惯于把“西方”当成“世界” ,当成“国际” ,当成“标准” ,而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则是视而不见甚至自轻自贱。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更不是一种自信的文化心态,这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强势影响投射的阴影。如何走出阴影,重获阳光的健康的文化心态,坚定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这就需要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由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按照中国近代化的历史线索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徐泰来在该书“绪论”中指出,近代化是表示向近代文明变化、向近代文明过渡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综合变化的历史过程,不能单纯把它理解为工业化。近代化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即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的变化;二是在生产方式方面,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化;三是在政治方面,由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变化。近代化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高度的变化。近代化的核心、本质是资本主义化。所以,近代化可以叫做资本主义近代化。

如上所述,世界不同文明脉系的相遇、不同文化板块的碰撞,是工业化引起的。西方文化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占有绝对优势,对世界其他还处于农业文明和冷兵器时代的民族文化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至于摧毁了落后民族国家的文化信心。马克思说,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就华夏文明而言,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构成了巨大压迫,以至于中华文化要不要继续下去、能不能继续下去成为近百年来文化界反复争论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洋务运动失败,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失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一次次失败,山重水复疑无路。先进知识分子们苦苦思索,最后把原因归结到文化上,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所致。是的,面对急迫的救亡图存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不具备促进中国社会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功能,而且传统文化中还存在着许多与现代化要求相抵牾的封建糟粕。于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拿来主义为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吹来了新鲜空气,带来了新的思想营养,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文化推动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是,打倒孔家店废除中医废除汉字等全盘西化思想也确实构成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之势。矫枉过正,也许是历史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 是的,有史以来,中国文化在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汇过程中从来都占有主动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即使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没有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相反,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包容、吸收、融化了周边民族文化,进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所具有的这种包容与融化能力同样体现于对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因而,作为文明之邦的华夏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和自尊心由来已久。然而,这一次遭遇西方工业文明,是华夏文明从未有过的被动境遇。中国文化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

了解一下世界历史,就会明白,东西方文化是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域环境中生长发育的,创造了各自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人类历史表明,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相应的文化,因地域、气候和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差异,所以,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打上民族烙印,无不具有自己的特征。这表明人类文明起源时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的丰富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贸易往来,各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也就开始了,就像许多涓涓细流融汇成了大江大河一样,许多民族文化支流融汇成了世界几大文明脉系,基本上与世界水系地域的自然区隔相吻合。这就是说,不同的水系地域孕育出不同的文明脉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世界上几大文明脉系是在漫长的游牧、渔猎和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出深厚的文化价值理念,就像河流冲积形成的土层一样深厚古老。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跨文明脉系的市场开拓、资源掠夺以及殖民主义愈演愈烈,进而划分势力范围与谋取世界霸权,这就引起了不同文明脉系之间文化理念的碰撞。如果说工业化之前各大文明脉系的形成基本上是一个相近地域文化的天然融汇过程,即支流融汇成主流的自然过程,融合因素大于对抗因素,那么,工业化之后各大文明脉系的“融合”则因跨地域、跨文明脉系而体现出明显的人为强制性,引起了异质文化的深层理念冲突,对抗因素大于融合因素。正像马克思说,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化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冲突。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特点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利益争夺总是与不同文明板块的冲撞互为表里。

晚清的开放通商引起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崇尚洋货、从商热、金钱至上等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的改变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制度的崩坏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为维新运动的发生作了必要的铺垫。

苑书义通过对中国与英法等国近代化的比较,点明了中国近代化的特点,并把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110年的中国近代化历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分别其各自内涵的不同。他指出,就英法等西欧国家而言,所谓近代化就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变革。近代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其核心是经济近代化。近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世界各国近代化的历程却不尽相同。和英法等国近代化历程比较,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近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特色。英法等国的近代化,主角是资产阶级,内涵是资本主义化。中国近代化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两易主角和内涵。前80年近代化的主角是民族资产阶级,内涵是资本主义化;后30年无产阶级跃居近代化主角,近代化的内涵也随之而变成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化。[1]

文化的命运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决定,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化基因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华夏文明不仅有着深厚根基和悠久传统,而且有着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本元基因。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第一,要把具体的传统文化与久远的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因为某些具体的传统文化内容的腐朽不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腐朽,就像一条河流在流经某个阶段被污染了不等于这条河流本源就是污染的河流,不能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一同扔掉。其实,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入古老文化传统中发掘、整理、阐发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第二,要把文化与科技区别看待。文化与科技有关,但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文化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科技提供的是物质层面的知识与技术,二者有联系但又有功能区别。如果把两者混为一体并用来衡量中国文化,那中国文化当然是落后的,当然会被淘汰,因为中国文化中不具有近代才产生的现代科技知识。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致命打击,主要是来源于现代科技先进性的打击。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孕育出现代科技知识体系,不等于不能兼容和吸收先进的知识体系。因此只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就不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一无是处的误判。历史发展证明,传统是母体、是根脉。任何想彻底摆脱传统母体而全盘西化都是不可能的,就像自己揪着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比如废除汉字而改用拉丁文字,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许多人做过努力,最后都行不通。可见,汉字简化可行而废除汉字不可行,这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母体,而只能从母体中蜕变新生。

如上所述,世界不同文明脉系的相遇、不同文化板块的碰撞,是工业化引起的。西方文化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占有绝对优势,对世界其他还处于农业文明和冷兵器时代的民族文化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至于摧毁了落后民族国家的文化信心。马克思说,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就华夏文明而言,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构成了巨大压迫,以至于中华文化要不要继续下去、能不能继续下去成为近百年来文化界反复争论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洋务运动失败,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失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一次次失败,山重水复疑无路。先进知识分子们苦苦思索,最后把原因归结到文化上,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所致。是的,面对急迫的救亡图存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不具备促进中国社会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功能,而且传统文化中还存在着许多与现代化要求相抵牾的封建糟粕。于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拿来主义”为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吹来了新鲜空气,带来了新的思想营养,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文化推动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是,“打倒孔家店”“废除中医”“废除汉字”等全盘西化思想也确实构成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之势。矫枉过正,也许是历史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 ”是的,有史以来,中国文化在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汇过程中从来都占有主动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即使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没有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相反,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包容、吸收、融化了周边民族文化,进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所具有的这种包容与融化能力同样体现于对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因而,作为文明之邦的华夏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和自尊心由来已久。然而,这一次遭遇西方工业文明,是华夏文明从未有过的被动境遇。中国文化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

韦伯的研究揭示了西欧民族文化精神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联系。随着近代化迅速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各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与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在这一世界潮流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冲击下,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

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应先对“现代化”还是“近代化”正名,认为近年来我国报刊发表的论述西方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工业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洋务运动等问题的史学论着中,有人使用了“近代化”这个术语。其中有的用法显然是借自日本史,有的用法则是把西文的“现代化”误译为“近代化”,这是一个新的外来语译名尚未定型时常有的现象。他强调“近代化”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史,应当统称为“现代化”。接着,罗荣渠对现代化的涵义作了界定,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现代化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即现代化就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三是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四是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

文化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现代中国文化的演进,是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相关的。要问现代中国文化是怎么演进过来的以及要往哪里去,都必须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寻找答案。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文化的主题。这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振兴发展。民族使命与历史主题决定了文化必然适应历史发展要求而蜕旧变新。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解放,首先是把人从封建礼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绳索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包括妇女解放,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自然人、自由人,使一个民族返老还童,获得生命元气。所以, 少年中国 青春中国 新青年等概念成为新文化的核心意象。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学习新的知识,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这都是一个古老民族新生的必然要求。西方文化经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孕育了工业化,在人类进入工业化过程中先行一步,优势明显;但中国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决定了它能够吸纳西方文化营养,并很快转化为促进自身进步的精神动力与知识体系,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就证明了这一点。纵然历史发展充满了曲折,文化发展隐含着痛苦,但整体上是一个吸纳、整合、新生的过程,古老的文化传统被外来文化刺激,被新的历史发展要求激发,深层的本元基因被激活了,穷则思变,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促进中国社会走上自己特色的革命、建设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人类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与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传统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巨大能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文化的命运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决定,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化基因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华夏文明不仅有着深厚根基和悠久传统,而且有着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本元基因。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第一,要把具体的“传统文化”与久远的“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因为某些具体的“传统文化”内容的腐朽不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腐朽,就像一条河流在流经某个阶段被污染了不等于这条河流本源就是污染的河流,不能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一同扔掉。其实,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入古老文化传统中发掘、整理、阐发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第二,要把“文化”与“科技”区别看待。文化与科技有关,但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文化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科技提供的是物质层面的知识与技术,二者有联系但又有功能区别。如果把两者混为一体并用来衡量中国文化,那中国文化当然是“落后”的,当然会被淘汰,因为中国文化中不具有近代才产生的现代科技知识。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致命打击,主要是来源于现代科技先进性的打击。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孕育出现代科技知识体系,不等于不能兼容和吸收先进的知识体系。因此只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就不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一无是处”的误判。历史发展证明,传统是母体、是根脉。任何想彻底摆脱传统母体而全盘西化都是不可能的,就像自己揪着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比如废除汉字而改用拉丁文字,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许多人做过努力,最后都行不通。可见,汉字简化可行而废除汉字不可行,这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母体,而只能从母体中蜕变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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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罗荣渠的见解,乔志强、行龙认为,“现代”或“近代”总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就中国历史而言,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可视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界标,因为自此以后传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已开始,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便可称之为近代化过程。因此,结合国内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称之为“近代化”更为妥贴和符合实际。[2]

今天看来,中西方文化传统是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各有所长。在价值理念上,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重整体;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文化重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与辩证综合;西方文化强调主客体对立,中国文化强调主客体和谐;在艺术精神上,西方文化崇实,中国文化尚意,西方文化重于求真,中国文化重于向善。等等。中西方文化的这些差异构成互补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替代关系。

文化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现代中国文化的演进,是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相关的。要问现代中国文化是怎么演进过来的以及要往哪里去,都必须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寻找答案。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文化的主题。这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振兴发展。民族使命与历史主题决定了文化必然适应历史发展要求而蜕旧变新。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解放,首先是把人从封建礼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绳索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包括妇女解放,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自然人、自由人,使一个民族返老还童,获得生命元气。所以, “少年中国” “青春中国” “新青年”等概念成为新文化的核心意象。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学习新的知识,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这都是一个古老民族新生的必然要求。西方文化经“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孕育了工业化,在人类进入工业化过程中先行一步,优势明显;但中国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决定了它能够吸纳西方文化营养,并很快转化为促进自身进步的精神动力与知识体系,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就证明了这一点。纵然历史发展充满了曲折,文化发展隐含着痛苦,但整体上是一个吸纳、整合、新生的过程,古老的文化传统被外来文化刺激,被新的历史发展要求激发,深层的本元基因被激活了,穷则思变,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促进中国社会走上自己特色的革命、建设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人类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与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传统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巨大能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无论是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还是“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其所揭示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少学者正是用了“近代化”或“现代化”等术语来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近代化的过程,以至于有的学者在同一篇或不同篇的文章中交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概念,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同一内涵是指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他们的见解。

一种文明与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能否在世界产生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价值理念能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能否解答人类未来和平发展遇到的新问题。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激烈的文明碰撞以及不间断的军事冲突等等问题,中华文明逐渐显示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价值理念、文化资源和思维方式上的优势,这就是整体地、辩证地、综合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的现代化诉求。 天人合一 ,首先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道法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才是最好的维护人类自身利益。和而不同 ,承认差异,肯定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应当在多元文化互补中求得和谐,在和平共处中相互依存,在竞争中求得发展,而不是强求同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 。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不同事物的和能够产生新的事物,是进化和发展的条件,而相同事物的叠加则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这是对世界多样性合理存在的符合自然规律的认识。 美是和谐 , 大乐与天地同和 ,由和而谐 ,是世界多样性存在的最佳形式,是美的规律。总之,以和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未来和平发展要求的,必然会在新的世界秩序重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今天看来,中西方文化传统是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各有所长。在价值理念上,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重整体;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文化重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与辩证综合;西方文化强调主客体对立,中国文化强调主客体和谐;在艺术精神上,西方文化崇实,中国文化尚意,西方文化重于求真,中国文化重于向善。等等。中西方文化的这些差异构成互补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替代关系。

刘大年指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向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3]

西医治病,中医治未病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优势,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体现出来。因此,我们无须妄自菲薄,应当对我们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充满自信。自信不是封闭和排外,恰恰是包容并蓄,是一种吞吐八荒的大气度,是一种和谐万物的大智慧。文化发展总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人类遇到的新问题中得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性回应时代,影响世界。中国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基因、活力和能量。

一种文明与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能否在世界产生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价值理念能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能否解答人类未来和平发展遇到的新问题。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激烈的文明碰撞以及不间断的军事冲突等等问题,中华文明逐渐显示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价值理念、文化资源和思维方式上的优势,这就是整体地、辩证地、综合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的现代化诉求。 “天人合一” ,首先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道法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才是最好的维护人类自身利益。“和而不同” ,承认差异,肯定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应当在多元文化互补中求得和谐,在和平共处中相互依存,在竞争中求得发展,而不是强求同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 。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不同事物的“和”能够产生新的事物,是进化和发展的条件,而相同事物的叠加则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这是对世界多样性合理存在的符合自然规律的认识。 “美是和谐” , “大乐与天地同和” ,由“和”而“谐” ,是世界多样性存在的最佳形式,是“美”的规律。总之,以“和”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未来和平发展要求的,必然会在新的世界秩序重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林家有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亦称之为“现代化”,指从1840—1949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归根到底是在近代中国决定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要载体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此近代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化。[4]

西医“治病”,中医“治未病”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优势,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体现出来。因此,我们无须妄自菲薄,应当对我们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充满自信。自信不是封闭和排外,恰恰是包容并蓄,是一种“吞吐八荒”的大气度,是一种“和谐万物”的大智慧。文化发展总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人类遇到的新问题中得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性回应时代,影响世界。中国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基因、活力和能量。

李文海指出,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也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无疑是对的。但资本主义化决不是仅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常常要政治等多种手段为其开辟道路。[5]

因此,“近代化”或“现代化”概念在这里所揭示的内涵就是近代的资本主义化。至于近代化的核心是经济问题或说工业化,还是把近代化视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综合产物,这只是学者们在对近代化所含内容与范围理解的不同。

二、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类型

史学界普遍认为,世界的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又不尽相同,类型也有区别。因此,许多学者开始注重对近代化或现代化类型的探讨,以求揭示中国近代化的自身特点,促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向深层次拓展。许多学者把英法等国率先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而逐步实现的现代化,称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把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而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国家的现代化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并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属于后一种类型。

孙立平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从类型上说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它明显不同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是本社会内部现代性不断成熟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一种自觉的回应。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能否启动现代化,就直接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外部挑战的情形,包括挑战的强度、挑战发生的时间、挑战发生时两种文明的差距;二是对挑战作出回应的条件状况,包括是否能认识到挑战的真正含义,是否具有用启动本国现代化来作出回应的自觉意识,以及是否具备这样做的现实能力。[6]

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认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然而也应看到,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

有的学者把中国现代化的类型称作“防御型现代化”。罗荣渠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作为现代化第二次大浪潮时期遭受西方扩张侵略的东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中国的“自强新政”走的正是“外生型”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防御性现代化道路。[7]阎小波认为,防御型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现代化运动。这种防御型现代化从现代化的传播方式看有两种情形:一是积极主动地以和平方式移植现代化的因子而实行现代化,日本就是这样;二是从被动抵御西方国家的暴力和征服开始,继而不得不主动师法西方,学习坚船利炮乃至经济、政治、文化,从而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将自己融合到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之中,中国就是这种类型。[8]

三、关于争取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同时,中国近代社会也要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走向近代化。问题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而使中国向半殖民地化演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近代化是否也带有半殖民地化的色彩,中国人民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围绕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史学界分歧意见较大。

徐泰来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潮流的冲击,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要求。这是外部因素激发起来的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动因素。这种主动因素同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近代化的自发因素汇合起来,就逐渐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以及围绕近代化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中国社会内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以及由这种趋向而形成的近代化的进步潮流,是要维护国家独立,抗拒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要近代化,但不要殖民地化;而外国列强则要使中国殖民地化,而不容许中国独立的近代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核心内容。[9]

祁龙威则认为,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充分证明,有两条互相对立的“近代化”道路:一条是爱国主义者走过的道路,先是资本主义化,最后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条是投降主义者走过的道路,表面是资本主义化,实质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要区分这两种近代化。[10]

吴承明指出,在近代中国,不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要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个幻想。但不是说,就应当否定当时人们的任何工业化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新式产业,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当然,没有一个立足于本国大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11]

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连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地追求民族独立,最 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但是,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同时并举来实现两个任务,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12]

龚书铎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实现近代化,走向繁荣富强,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不应当将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对立起来,更不应当否认这一斗争。帝国主义使中国沉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认为西方列强赞成和帮助中国实现近代化,不反对帝国主义可以实现近代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进行反帝斗争,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改变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要实现中国近代化是不可能的。[13]

李文海、黄兴涛指出,在整个近代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的。讲中国的近代化,不能无视或者脱离这两大历史任务。毋宁说,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围绕着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而不断前进的。在“后发外生型”近代化国家,其近代化的启动会较多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客观刺激。但与此同时,后者也必然给这些民族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使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其近代化实践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其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14]

就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而言,前者是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后者是要寻找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途径;前者面对的是西方列强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后者面对的是怎样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通过近代化的过程转变成一个富强进步的中国。因此,近代中国的历史现状要求中国人民既要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以阻止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也要迎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在中国实施近代化的方案。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近代化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只会有助于民族独立,也就是说不可能设想依靠传统的刀矛弓箭能打败近代化的西方列强,也不可能设想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会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当然,近代中国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必须反对外来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依然是打击迫害,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也须力挽利权。这样,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含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成分。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应当是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只独立不富强的中国,也就是说不实现民族的独立不可能真正实现近代化,但不能说在没有完成国家独立的重任之前,中国不可以有近代化。于此,争取民族独立与谋求近代化应当是紧密相关而非互相对立的。同样,在阐述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也不可忽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四、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层次

在有关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层次方面,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即器物——制度——心理的三段式演化形式。这一说法是否也适用于对中国近代化的演进层次的论述,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王翔基本上依照器物——制度——心理的模式阐述了中国近代化的层次,认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三个层次为技术——思想——制度。他根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强调文化传播呈现多方向、多层次的特点,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近代经历了从技术层次到思想层次,进而又推进到政治层次的发展过程。他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国人的着眼点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仅仅在文化系统的技术层次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欢迎态度;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痛切地感到仅有西方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从而使中国近代化的行程由技术层次推到了思想层次;同时精神的力量会转化成物质的力量,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先后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种不同形式实现出来,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行程已从思想层次推进到政治层次了。[15]

章开沅从对外反应与近代化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总体的大略勾画未尝不可,但如考察个别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即以魏源首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言,他所说的“技”并非仅限于器物,他也没有把“长技”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或技巧。章开沅还指出,有些论者把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列为追求制度变革的层次,这种说法有所依据但也不尽准确。诚然,戊戌维新要变的法确实是各种制度,包括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法令。然而,维新派同样重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且理解物质、制度、心性之间的联系。这说明物质、制度、心性三种文明层次的勾画,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所侧重,但由于三者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必然有互相交叉、重合、渗透之处。这说明社会变革或近代化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16]

孙占元认为近代化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的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是沿着这三个层面向纵深延伸的。近代观念的转换主要指从传统闭关锁国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递转,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斥到主动加以吸收的心路变化。林则徐、魏源率先突破了闭关社会心态的制约,以开新为特点的中国近代化思路由此发端。洋务运动的特点是观念的转换与近代企业的创办融为一体,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近代化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不仅使近代观念转换、近代企业创办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和汲纳使近代化的层次大为提高。[17]

从观念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化,愈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李长莉通过对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的考察,在这个方面作了尝试。她指出,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冲击下,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晚清时期,即西洋文明冲击中国社会的初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风习、新潮流、新时尚,例如洋货风行、经商热、拜金潮等等,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其中如“重商”、“商本”思想,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观念的主要内容。 [18]

五、关于社会转型与近代化的理论问题

近几年来,“社会转型”一词在史学界不仅颇为清新,而且相当流行。用社会转型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已成为不少学者探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马敏指出,以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而引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本质上就是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所谓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它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其一,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质变,社会转型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地体现为量变的积聚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调整和改革来加以完成;其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发展相联系。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境实际上源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而困境的解决只能从“市民社会”营造或国家政权建设二者的互动关系中找一种平衡的解决方案。[19]

刘伟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总体上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呈现多层面的交错运动态势,表现为5种发展趋势: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及其衰败化;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国家地位的边缘化;传统政治体系向近代体系演化的民主化;社会经济演变的市场化;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5种趋势构成中国近代化的阻力与推力,使近代中国既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的转型,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20]

与社会转型相联系的是有关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近几年有数篇论文问世,其中朱英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问题作了探索。朱英认为,市民社会指的是民间力量。在西方一些源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市民社会更多地是发挥制衡国家的功能,与国家的对抗性也比较明显;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的市民社会,虽也具有制衡国家的功能,但相对而言这方面的功能并不占主导地位,其更突出的作用是与国家的互补性,弥补国家在某些方面功能的欠缺和不足。从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市民社会尚未萌发时,仅限于片面畸形地发展军事工业;而在市民社会的雏形初始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营工业则获得了两次发展高潮而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同时还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成长与资本主义经济发育成熟相同步也是十分吻合的,它说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同样也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即如通过对商会这一近代中国的典型市民社会团体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自身为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且说明了国家制定的许多经济改革措施及政策,也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经济团体发挥桥梁联络作用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由此表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萌生之后,已成为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21]

有的学者强调完善和规范近代化理论,并以戊戌变法为例,点明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扩大研究视野的重要性。李喜所指出,就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讲,最重要的是系统、完善并规范近代化理论,或曰现代化理论。如果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那么近代化史观必须解决社会转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行为规范、风俗道德等许多方面,也涉及发展、改革、革命、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例如戊戌变法,放在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整个过程中去研究,仅仅研究其社会背景、变法过程、主要人物的思想、失败原因、历史意义等就不够了,必须从整体的社会建构中去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诸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官僚队伍及其结构和政治倾向的分析、改良派的队伍及其素质的考察、文化启蒙及范围的研究、资本主义新经济发展程度的解析、各阶层生活水准的解剖、社会对改革承受力的分析、改革运作方式的研究等等。如果从社会转型去着眼,则研究的问题更多,也更有意义。[22]

中国近代化也就是近代中国向资本主义化的社会转型,它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各个领域。因此,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全景式地把丰富多彩的近代历史展现出来并便于把握其发展规律。

六、关于与近代化有关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从近代化的视角评价近代人物和事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引起学者们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握好评价的“度”的问题,亦即评价标准问题。

李文海指出,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某些社会阶层及政治势力,出于各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力图使中国富强起来),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及某些科学技术,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新式学堂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可贵步骤,一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这方面的种种努力,也理应受到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但是,到了一定程度,这样的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因为再要前进,就受到客观条件和这些政治力量本身主观条件的双重限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像两座巨大的障壁,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通道。而那部分最初热心于近代化的政治力量,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没有能力认识近代化在经济方面以及某些社会方面的前进,此时追切需要取得必要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说,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因此,那种把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之于有可能和有条件从事开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去贬低那些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观点是不可取的。[23]

许多学者既不同意以往那种只肯定革命运动而贬低或否定改革运动的说法,也反对近几年出现的那种认为改革要比革命好得多,甚至主张告别或背离革命的主张,强调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金冲及指出,中国的近代化走过的是一条格外艰难的道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在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状态中。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近代化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把以小农社会为主体的落后国家转变成现代的进步的文明国家。这是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根本没有想到过的全新课题。中国近代的进步政治运动,不管是温和的改革,或是暴力的革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24]

在有关中国近代化与具体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中,史学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有所论及。这里择其要者予以阐述。

有的学者把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上溯到鸦片战争,改变了以往认为始于洋务运动的说法。戚其章指出,纵观中国近代化所经过的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显着的不同,即它的启动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当时重视了解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学习外国而引发起来的。这是近代最早的一批先进中国人,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林则徐所倡导与推动的海防运动,启动了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初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一些有识之士起而应之,于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迅速掀起一个仿造西式战船的高潮,清政府也作出了制造战船的决定。然而,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放弃了大规模造船的计划。因此,不能认为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是外国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恰恰相反,英国侵略者所强加给清政府的《南京条约》,不是促进了已经启动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而是使之遭到严重打击而告夭折。[25]

有关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史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太平天国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沈嘉荣指出,以军事工业作为近代化的起点,是从太平天国开始的。其军事近代化的途径有购买、缴获、租买、制造西洋枪炮四种方式。太平天国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促进统治集团内部的调整和更替,为洋务派的出台扫清了道路。太平天国还在思想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气息的近代化意识,尤其是《资政新篇》所勾勒的中国近代化蓝图,具有开拓性的划时代意义。[2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并没有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明龙指出,从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领导阶级、政策等方面来看,这种封建化的政权同近代化根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太平天国颁布的《资政新篇》看上去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文件,但它同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却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它只是洪仁玕个人偶然经历的产物。可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里面并不具备实施近代化的条件,这个运动本身对中国的近代化并不一定有利。[27]

许多学者为了深入研究洋务运动,自然要把它同近代化联系起来。由孔令仁、李德征主编的《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学者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吴承明认为,提出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主题,探讨洋务运动与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外交的关系,探讨洋务运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问题,这是一个跃进。[28]胡滨论述了中国近代化早期的特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通过洋务运动来考察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可以看出它不同于西方近代化的三个特点:第一,在西方国家中,实现近代化的任务始终是由资产阶级承担的;在中国,情况则不然,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这个任务落到了地主阶级开明派即洋务派身上。第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先后顺序不同,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是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民用企业;先从重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轻工业。第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办”方式发展工业不同,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的方式创办近代工业。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但却使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9]

有的学者探讨了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茅家琦、虞晓波指出,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至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化的脚步极慢。甲午战争可视为洋务运动“富国强兵”政策的全面考验。甲午战争的失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群体的觉醒。甲午战后在政治上掀起维新变革思潮的同时,经济上也出现了以设厂自救、振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爱国热潮,大大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30]

戊戌变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这是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有的学者为了再提高一步戊戌变法的地位,便把戊戌变法列入了社会革命的范畴。有的学者认为用近代化史观来看待戊戌变法比用革命史观更为实际一些。李喜所指出,用近代化史观去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31]

有关清未新政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近几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忻平指出,清未新政是清朝最后10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32]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有人提出辛亥革命阻断了清末新政,因此要背离革命的观点,但这并不为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林家有指出,在追求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有过许多仁人志士想通过改良的办法来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求独立、民主、富强,从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都失败了,于是才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带来的政治民主化趋向,兴办实业高潮,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都使近代中国加快了近代化的进程。[33]虞和平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是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这一问题,认为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他指出,在民国初期的5年中,全国出现了107个经济团体。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是社会各界在辛亥革命为之奋斗和开创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精神鼓舞下兴起的。经济团体的勃兴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作用,给中国经济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基础。[34]

除了上述内容外,不少学者还专题研究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使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正是在史学界愈益重视对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氛围中,胡绳呼吁“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希望能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他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35]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恰是史学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1] 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 乔志强、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林》1998年第3期。

[3] 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199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4] 林家有:《孙中山的革命观——兼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 李文海:《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6] 孙立平:《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3期。

[7] 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8] 阎小波:《论中国早期的“防御型现代化”》,《江海学刊》1996年第6期。

[9] 徐奉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10] 祁龙威:《试论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11] 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

[12] 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199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13] 龚书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思考》,《历史教学》1997年第11期。

[14] 李文海、黄兴涛:《戊戌百年祭:一个近代化视角的思考》,《文史知识》1998年第6期。

[15] 王翔:《论中国近代化的三个层次》,《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16] 章开沅:《愤徘·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1998年第6期。

[17] 孙占元:《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纵论》,《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18] 李长莉:《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19] 马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20] 刘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21] 朱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效》,《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22] 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23] 李文海:《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4] 金冲及:《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1990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

[25] 戚其章:《<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东岳论丛》1997年第2期。

[26] 沈嘉荣:《论太平天国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功绩》,《历史教学》1992年第11期。

[27] 明龙:《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

[28] 吴承明:《世潮·传统·近代化》,《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9] 胡滨:《从洋务运动看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特点》,《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0] 茅家琦、虞晓波:《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 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32] 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33] 林家有:《孙中山的革命观——兼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4] 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5期a

[35] 胡绳:《从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作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文章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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