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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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注: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注: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

2019年10月19日,《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携新书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咖啡馆”,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特聘委员楼毅生,在浙江杭州单向空间书店就江南市镇的历史和现状展开对话。在场观众热情踊跃,积极参与话题探讨,凤凰网风直播平台对活动全程进行了直播,播放量最多达到10万人同时在线,获得了热烈反响。

一 引言

陈亚平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

《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读书沙龙现场

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中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乡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变动,总是先发韧于乡村,聚集于市镇,进而影响于都市。这种乡土性的文化重视的是耕读传家,在传统的经济发达的商业性市镇则更为注重私塾教育。到了近代,文化格局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西方工业主义的影响之下,传统的乡土文化开始衰落了,而代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之方向的都市文化成为中心,并逐渐地影响其周边的乡镇。教育是文化传播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手段与场所。在这种文化结构转型中,位于乡村的市镇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地位?传统的教育又是如何变化的?其动力是什么?这里就以南浔镇的情况为例说明这些问题。


由于

《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由人大出版社于2019年9月出版,也是“中华历史小丛书”系列推出的第一本图书,包伟民教授在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代东南区域史研究以及近代档案文献编纂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研究。本书对我国历史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江南农村商业聚落——市镇加以深入研究。在活动现场,包伟民教授和楼毅生教授围绕江南市镇的历史进行了解读,对如何理解江南市镇、江南市镇如何形成、江南市镇的结构形制特征和缘由、景区化与工业化后的江南市镇将面临怎样的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了深入而有趣的探讨。

从社区背景来看,南浔是江南市镇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市镇。南浔是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着名的市镇,位于太湖之滨,与江苏相邻。明清以来,南浔一直是生丝贸易的中心,可以作为江南商业性市镇的代表。长江三角洲或太湖地区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上海等都市文化的辐射,受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尤其在1895年以后,随着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冲击,上海成为一个通商的大口岸,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与作用对于长江下游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以南浔为代表的江南市镇的*、经济与社会诸方面发生了与传统的改朝换代不同的结构性的变迁。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是值得研究的。

江南地区是近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化是指各种不同性质的人口和群体大量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社会交流的结节性机关”——商业市场、企业、行政组织、警察、交通、教育等机构形成发展于特定社区空间的过程.江南地区由唐宋以来的墟集、草市成长起来的市镇,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发达的商业贸易社区.许多市镇拥有比较固定的街坊制度和商业店铺,同外界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功能的充分成长,使这些市镇成为和传统行政控制中心的建制城市不同的新型城市.相对于传统乡村社区来说,这些市镇的城市文化特质开始产生,城市度在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市镇城市化对于推进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进程,使这里成为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市镇的城市化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本文试图在近代江南市镇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前提下,对市镇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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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一个标志地理方位的名称,指长江以南。包伟民教授在写作《多被人间作画图》时,将“江南”的范围划定在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港口都市上海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辐射所及的范围,包括太湖流域苏州、苏南及浙北杭嘉湖平原、浙东宁绍平原等地。而“江南市镇”作为江南农村的商业聚落,曾经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今也在旅游业的推动下,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该书的基本立场,就是“如何理解江南市镇”。

二 南浔新式学堂的出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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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教授首先介绍了江南市镇从哪里来,它是如何形成的。他谈到,江南市镇的形成有两条基本线索,第一个线索是江南地区的开发过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被称为中原地区,是古代华夏—汉族的起源地和活动中心。随着经济和社会城镇的发展,关中平原税赋沉重,开发过度,更兼战火兵燹,慢慢开始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不断开发、长期积累,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提升,技术进步,相比之下地位不断提升。到唐代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江南地区却比较安定,不断有北方人因避战乱移居江南。一旦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必然迅速赶上,并超过北方。到两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在南方,相对而言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即重心之所在就是长江下游,即江南地区。

南浔自古以来文化发达,教育昌盛。元代时期建立镇学,设教谕一人以具体负责学事。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乌程知县设立社

第二个线索,是江南地区的“专业经济”是如何形成的。公元1210 年,叶適在其《瑞安县重建厅事记》中写到:“民聚而多,莫如浙东西”,在他看来,当时的两浙也就是现今的苏南、浙江地区,人口聚集,实在太多了。人口压力现象的出现,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不足了。江南的农业经济开始转向一条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路径:专业经济。在粮食生产的同时,尽力发展其他专业经济,以补贴家用补充粮作的不足。南宋以来,江南地区农户发展专业经济的主要内容是栽桑养蚕与植棉两项。明清江南经济专业化以后,农户营生转向主要依赖于丝棉纺织品与其他手工制品。为了满足农户日常买进卖出的需要,农村地区大量的商业性聚落——市镇就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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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教授

包伟民教授提到,江南市镇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也是《多被人间作画图》想要表达的关键内容。他谈到,书中对于河道网络与江南市镇结构的形成、河网交通对镇区形制与市街建筑的形塑、水乡经济对市镇的文化塑造等都有详尽的描述。

活动现场,包伟民教授也介绍了“人家尽枕河”的江南市镇,是如何由河道水系决定了每一个镇区的具体形制特征。市镇,作为农村商业中心,都设在河流要冲边上,因为可以借用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因河设市、夹岸成市。江南地区,河网稠密,港汊纵横,四通八达,水运便捷,无论是市镇与市镇之间、市镇与县城之间、市镇与乡村之间,还是市镇内部,都仰赖河道交通,借助舟船之便,沟通客货往来,商贾贸易。城乡交通以水道为主,陆道为辅。镇区布局完全依照河流的走向伸展。多少年来,江南水乡市镇就是这么生存与发展过来的。随着公路交通的普及,市镇分布与镇区形制才随之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楼毅生教授非常认可《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的内容。他提到,包伟民教授是宋史的专家,对江南市镇有长期的深入研究,该书浓缩了他研究的精华,语言生动、通俗、严谨,从市镇的起源、布局、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都有丰富的描述。在他看来,提到江南市镇,吴侬软语的文化值得探讨。茶馆是江南市镇非常有特点的文化,构成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和娱乐,还有戏台、会馆,以及佛寺、道观以及民间精神寄托的场所,这些都是江南市镇的重要组成。

楼毅生教授

对于如今“千镇一面”的各类江南古镇主题公园,两位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楼毅生教授认为,古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地理要有所区隔,才有风俗的不同,然而江南这一地带是平原,是水网,超不出千里,都在百里之内,所以文化基本相同、风土民情非常相似。要避免“千镇一面”,要在文化方面作区分。比如乌镇,通过茅盾故居、乌镇戏剧节、世界互联网大会等文化活动的塑造,凸显了自身的特色。包伟民教授认为,江南地区一些市镇地区经济基础尽管很接近,但还是有一定差异,棉花专业市镇和蚕桑专业市镇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有同样功能的市镇在一定距离之内不能并存。

对于现场观众提出的对江南市镇生活的美好遐想,包伟民教授也作了回应。他认为,千万不要把原来江南市镇的生活想象得太浪漫。楼毅生教授也提到,苏州平望镇的文化更接近当时的生活,公共卫生系统存在很多问题。对于不少江南之外的地域照抄江南概念的现象,如“东北小江南”“塞上江南”等,包伟民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霸权”,当一个社会产生一个大众认为比较美好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印象以后,照搬照抄就会应运而生,而江南市镇的建筑特点需要深入体会并不能异地模仿,文化也是需要引导的。

两位学者与在场观众还就江南市镇的话题进行了其他交流,活动结束之后包伟民教授进行了现场签售活动,不少读者购书并留在现场与作者继续探讨。

包伟民教授在签售

《多被人间作画图——江南市镇的历史解读》

“人文咖啡馆”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重要活动品牌,以系列主题文化沙龙的形式,传递人大出版社学术和人文专著的内容价值,自2012年推出至今已举办活动数十场,参与读者众多。今后,人大出版社将持续为读者带来更多思想的交流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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